所以，我不提倡回到经学，因为儒学跟权力结合——那可能就像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在大陆提倡新儒学，就是儒学的死亡之吻。

《尚书·大禹谟》也揭示了王道的精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论语·颜渊篇》）孔子是在强调为政者的德行很重要，对下面的民众有决定性的影响。

也就是说，身不简单是形躯之身，更多时候实际上是生命、人格的另一种表述。反之，国家便会衰落甚至倾覆。今其政教虽衰，若有明君兴之，齐可使如鲁，鲁可使如大道行之时。简括言之，孔子所觉之治术有三:曰养、曰教、曰治。朱熹《论语集注》：孔子之时，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余习。

老百姓傲慢且疑虑，那么政事就不能立起来。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书中撷取经典要义，阐明古圣先贤以德为本、修己为要的治国大纲。

（三）为政以德，正己正人 中国传统政治的要旨是为政以德，正己正人。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贵教之道行。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如唐太宗李世民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

今天，以推广读经为主流的民间社会教化活动搞的有声有色，并且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应，应该得到官方的支持，学界的参与，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贡献。这是说实行礼义道德的教化尽管短期内难见成效，但时间久了，就会克服残暴，免除刑杀。

礼、乐、刑、政四者目的是一致的——同民心而出治道。《治要》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被誉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而民以食为天，固又重食这是中共领导人首次系统阐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现代政治的核心理念。

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荀子的兼并战争的战国时代提出以仁义为本。强调要使国家长治久安，主要考德教，而不能考刑罚。如唐太宗李世民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

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大学》提出自太子以至于庶人以是皆以修身为本,这里更把修身放在第一位，强调修身则道立，修正己身则可树立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准则。

礼乐作为一种生活的样式，携带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并直接关乎人的行为，与民众生活具有一种天然的关联性，能够对人们的修养和社会道德氛围的养成起到潜移默化，移风易俗，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

礼是一种包罗非常广泛的综合性的社会规范，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宗教、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许多方面。他认为：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一论述，恰当地把君主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比作船与水的关系，集中地反映了其民本思想，称为君民舟水论。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

在《治要•汉书》中这样说：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这就比较深刻地揭示和说明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大众心理，也说明了执政者的品德作风对广大民众所产生的心理效应。

《治要•孔子家语·五仪》：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秦汉以降，治道一词得到了更为普遍的使用。

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墨子认为，天子、诸侯治理天下、国家必须以天为法，以天意为归。

法律规范、道德规范、风俗惯例、礼节仪式都是其组成部分之一。董仲舒认为《春秋》王道有其精神实质，这就是仁义之道。这就是说为政过程其实也就是道德的感化过程。惟有确立文化主体意识，立大根大本于传统，才有真正的文化自由可言。

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不对民众进行教化就以他们表现不好而加以刑杀,这等于是虐杀。

《治要•论语·子路》：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用没有受过教育训练的人民去作战,是谓抛弃人民。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

又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董仲舒根据阴兼于阳的原理，强调以德治为主，刑罚为辅。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仁是心的反映，而心是决定仁的内在根源。

此先王因善教义，因义而立礼者也。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贵教之道行。

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文化主体意识是指一个民族自觉到其拥有的历史传统为其所独有，并对此历史传统不断做有意识的省察，优越之处发扬光大，不足之处奋力加强，缺失之处则力求改进。

这是孔子对德薄、智小、力小者的忠告。故虽圣人为政，不能偏用也。